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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枫泾古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新沪上八景之一,中国特色名镇,国家AAAA级景区...

古镇枫泾，地处上海西南。历史上，她因地处吴越交汇之处，素有吴越名镇之称；如今，她与沪浙五区县（市）（金山、松江、青浦、嘉善、平湖）交界，是上海通往西南各省的最重要的“西南门户”。

枫泾为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古镇周围水网遍布，镇区内河道纵横，桥梁有52座之多，现存最古的为元代致和桥，据今有近700年历史。镇区规模宏大，全镇有29处街、坊，84条巷、弄。至今仍完好保存的有和平街、生产街、北大街、友好街四处古建筑物，总面积达48750平方米（不包括其他街区保存的古建筑物）。是上海地区现存规模较大保存完好的水乡古镇。

枫泾镇成市于宋，建镇于元，是一个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的文明古镇，地跨吴越两界。枫泾镇为典型的江南水乡集镇，周围水网遍布，区内河道纵横，素有“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港”之称，镇区多小圩，形似荷叶；境内林木荫翳，庐舍鳞次，清流急湍，且遍植荷花，清雅秀美，故又称“清风泾”，“枫溪”，别号“芙蓉镇”。

枫泾文化发达，是蜚声中外的金山农民画的发源地。枫泾人民热爱生活，蓝印花布、家具雕刻、灶壁画、花灯、剪纸、绣花、编织等民间艺术源远流长。浓郁的民间文化艺术，孕育了金山农民画。以枫泾农民画家为主的金山农民创作出了乡土气息浓郁、艺术风格独特的金山农民画，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镇内的画馆金额名画家祖居也多。和平街上程十发祖居已经修复开放。北大街的丁聪漫画陈列馆设在二层中西式建筑内，楼前一棵古银杏，一丛大芭。馆内陈列了丁聪生平和一百多幅漫画，幽默地画画常让人驻足留连。南大街圣堂弄的金山农民画展示中心就在清代状元蔡以台的读书楼内，尽得清雅，一副副画面却透露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农民画与丁聪的漫画、程十发的国画和顾水如的围棋，这些在国内外都具有相当地影响的“三画一棋”，集中于枫泾一镇，是国内罕见的一种地域文化现象。

在镇政府对面西栅河沿河，有一片长达600米的古建大宅院，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古戏台往西，位于和平街92号的大清邮局旧址，灰墙黑瓦，结构坚实，两边的门框都是石头柱子，高高的门洞上方“邮电局”几个大字赫然在目，这是上海地区现存不多的一处大清邮局旧址。由于文化发达，经济繁荣，枫泾又是江南少有的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齐全的古镇。早在南朝梁天监元年(502年)，枫泾南栅已建有道院，明清时，佛教盛行，街、巷、里、坊遍置寺庙，全镇共有3处寺院庙宇。清末，天主教、基督教也开始传入枫化资源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前往性觉禅寺、施王庙、郁家祠堂等人文景观，可以寻觅到枫泾镇古代南北分治，半属吴地半属越境的历史陈迹。

枫泾民风淳厚，崇尚耕读，注重教育和取仕，孕育出3名状元、56名进士、125名举人、235名文化名人（其中：100名知县、3名六部大臣和2名宰相）人才辈出，自唐代以来有历史记载的名人639人。古有唐朝宰相陆贽；宋代屯田员外郎陈舜俞，状元许克昌；明代曾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太医院御医陈以诚；清代状元蔡以台及官至内阁学士兼吏部左侍郎的谢墉；民间词人沈蓉城等。近代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朱学范、围棋国手顾水如、著名漫画家丁聪、国画大师程十发，革命前辈袁世钊、陆龙飞等。他们为枫泾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迹和典故传说。

枫泾镇成市于宋，建镇于元，是一个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的文明古镇，地跨吴越两界。枫泾镇为典型的江南水乡集镇，周围水网遍布，区内河道纵横，素有“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港”之称，镇区多小圩，形似荷叶；境内林木荫翳，庐舍鳞次，清流急湍，且遍植荷花，清雅秀美，故又称“清风泾”，“枫溪”，别号“芙蓉镇”。2005年9月入选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单。

进入三间四柱的“枫泾”石牌楼，沿着包围老镇区的市河和分叉小河，穿进“东栅”石坊，走过一条又一条的青砖石板的沿河老街，跨过一座又一座的石桥，一片又一片的古建筑群顺长达五里的河街铺展开来。每天清晨，河边桥堍的茶馆就茶香飘溢，四乡的渔船穿过夹河的临水楼台、石河埠，集中到长长的临河廊棚前排成鱼市，河面上水波荡漾，正如民谣说唱的“一月螺蛳二月蚬，桃花三月甲鱼肥......”

过石牌楼进入生产街，沿河一长排逶迤绵延的黑色廊棚，黑色小瓦盖顶，黑色小砖铺地，一盏盏大红的灯笼在廊檐下高高悬挂着，正所谓古巷通幽。明清时这条街上米行一家挨一家，那时家家门前建有风雨廊棚，到近代多已凋败，现在地廊棚是重建的；平时年轻人都去上班，老阿婆们就在廊下以河岸做台，宰鱼淘米、洗菜浣衣；街上的老房子虽然门面不大，但小弄狭长，可见庭院深深；枫泾的河街都是一边人家枕河，一边人家面河；河对面是和平街枕河老屋，东头一座飞梁画栋、中国的戏剧始具雏形，到宋、金两代正式形成戏剧这石基翘角的古戏台，戏台是古代专供演出的一种室外舞台。唐朝中期，种文艺形式。当时，戏剧演出场所统称戏场，唐诗中又有“乐棚”、“歌台”、“舞台”、“露台”等名称的记载；宋代演变为勾阑、邀棚，勾阑的台已经有固定的顶了。元代，中国戏曲达到鼎盛，“戏台”一名也正式出现。枫泾古戏台建在城隍庙广场上，一面临街，一面临河，每逢演戏，从水路乘船而来的人坐在船上就可看戏。清朝，南北城隍庙开始有庙会。《续修枫泾小志》载：“至期士女倾室往观，百里内闻风而来者，舟楫云集，河塞不通。”可见其盛况。届时，商贩、京剧班、马戏团等云集枫泾，古戏台台上台下十分热闹。现在的古戏台是重建的，重建后的古戏台面宽64米，进深44米，舞台面积28平方米，歇山式顶，飞檐翘角，古意盎然。戏台对面，一排临河的老房子，是晨社茶馆，游人可挑临窗座位坐下休息，一面品茶，一面听戏，还可临窗观景，悠哉游哉，不亦乐乎！相传廊棚的美人靠岸隔河就能观看演出呢。

踏过生肖石，在长廊东首城隍庙桥堍，有一道显眼的西洋式红色门面，这是东区火政会旧址，上海地区仅存的较完整的近代消防机构，门前河中停靠着一艘红色的救火船，是上海最后一条水上救火船。和平街上原房管所大院正在重建“三百园”，石砌院门，三进大院，是三个收藏展出百样民俗用品的收藏馆的合称，现已建成布置正式开放的百篮馆，百篮馆设在中间一排楼房，前有庭院，一只巨大的古代元宝蓝仿制品，摆放在庭院一侧中央，成为百篮馆的标志。馆中收藏了江南水乡农家的各种提篮，有一百件各种用途、形制不一的篮子实物，全面反映了篮子与历代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情况：有出生时睡得摇篮，读书时提的书篮、摆在家里的礼篮以及日常用的饭篮、菜篮，上坟祭祖用的香篮，做寿用的寿篮、女工用的针线篮以及蒸东西的烘篮、烟篮等等琳琅满目。“晓日提竹篮，家童买春蔬。”白居易的诗句生动传神的描写了篮子已经融入了江南人家的生活中的情景。从反映枫泾风貌的民谣“河多桥多弄堂多，唔呶喔哩蓝头多”中就可以看出篮子在江南民生中所占的地位。和平街上还有一处保留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历史陈迹的所在，值得一览。

北大街是商业古街风貌保存最完整的大街。穿过街道石街坊，行走在平整的板路上，一眼望去，窄窄的街道两边都是两层楼房，身处其中，抬头望天，只能看见窄窄的一线天，一扇扇木格窗露出原木本色。楼房临街的一边清一色都呈平面结构，看不出每一栋建筑的特色和规模，而从后门的市河望去，家家房子都枝出河面，或重檐叠瓦，或骑楼高耸，或勾栏亭阁，或底层的近水楼台，层层石级通向河埠，或倚朱阁、小轩窗，组成一道多姿的水乡民居风光，间或有大大小小的江南游船穿行其中，人景辉映，夕阳夕照，真是中国的水乡，东方的威尼斯。

北大街古代店铺作坊集中，手工业历来发达。早在宋代就有铁、木、竹、农具和日用小商品的手工制作。纺织技术传入，纺纱织布盛行，明清时，枫泾地处全国棉纺织业生产贸易中心，“所出布匹，日以万计”。据史载：“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当时枫泾镇上有土布庄200余家。清代镇上布局众多，江南织造也在枫泾设立机构、工场，生产、收购棉纺织品。枫泾布行销全国。枫泾因而与盛泽、南浔等成为当时最为著名的江南古镇。清朝后期，米麸业取代衰落的土布业，使枫泾工商业再度兴盛。到近代，枫泾薄稻和枫泾猪成为远近闻名的农副业品牌。20世纪30年代起，枫泾又成为中国黄酒业的重要产地。黄酒和一百多年来盛销不衰的枫泾丁蹄、桂花状元糕、天香豆腐于三大土特产被今人称作“枫泾四宝”。到了现代，古作坊多已破败，保存最完整的就数375号的石泰山制药房(药铺)。为了展示古代手工业生产状况，现将当年手工业作坊集中的北大街规划为手工作坊按古代形制，配置生产器械，培训有关人员，届时向游人展示古代织布、打铁、制药和制造竹木器具等手工业生产技艺。游人也可以亲手操作，亲身体验。在这些作坊里，你可以挑选购买到原汁原味、土气十足的手工艺品。当然也可以尝试自己制作小竹筒、小铁铲、小锄子、布鞋子、土布头巾......

枫泾镇古镇周围水网遍布，大部分人家沿河建房。河道上船只往来，购物十分方便。镇区内河道纵横，桥梁众多，素有“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港”之称。至清末，全镇桥梁有52座之多，现在还保留了十多座，历史最悠久的是南大街旁的致和桥，建于元代，古朴苍劲，桥身石缝长出了青苔，两头桥堍下都筑有石阶水码头。从桥上望去，两岸绿树翠丛，古屋河埠，前有虹桥平卧，后有石桥横跨，处处小桥流水人家。沈蓉城在《枫溪竹枝词》中写道“秋千架傍瑞虹桥，节届清明丽景饶”。走到虹桥堍，市河成丁字型垂直，向三面河道望去，一望三座桥，三望九座桥。据介绍，这儿将建一座九桥亭，让游客观赏桥乡风貌。虹桥对面友好街，沿河两岸民居群是原汁原味的晚清风貌。“周庄双桥美名远播，枫泾三桥丽景无双。”即将修复重建的枫泾三桥景点将成为枫泾古镇游的一处景观。

[编辑本段]朱家角古镇旅游区-特色

名镇朱家角迷人的自然风光，在一山一湖。真山真水显现出江南水乡之特色，山名叫淀山，山虽不高，名气极大，为浙西天目余脉，此山为始，如登山望湖，有“淀峰晚照”一景可赏。

湖，即天然淡水淀山湖，面积达62平方公里，湖东区大部分在朱家角境区，有11个杭州西湖面积大，乘艇游湖，茫茫水天一色，湖区芦苇轻摇，惊起野鸭水鸟，顿觉远离尘嚣，心旷神怡。名镇朱家角更迷人、更具古镇特色的人文景观，是一桥、一街、一寺、一庙、一厅、一馆、二园、三湾、二十六弄。如果说九百岁的水镇周庄小巧精致、似小家碧玉，而千年古镇朱家角则具气势磅礴、大家闺秀的风采。首先朱家角古镇面积达1.5平方公里，为周庄面积的三倍多，家大，自然游玩的地方就多，漕港河将朱家角分成两半，北岸井亭港，南岸北大街，两岸遍布蜿蜒曲折的小巷，花岗岩石的街面，青砖黛瓦的明清建筑及众多的历史遗迹。

一桥，当推沪上第一石拱放生桥，也是江南地区最大的五孔大石桥，气势磅礴。站在桥顶，看七月廿七摇快船，是再好莫属，而其他三十几座古石桥之壮美也并不逊于周庄，论构筑和工艺，朱家角中和桥和西栅桥较周庄双桥更坚，而那些特色桥更是周庄无法比拟的。三步之遥的“高低桥”，“微缩景观”的课植桥，“咭咯”作响的戚家桥，“纪念国耻”的永丰桥……。

一街，那是沪上第一明清街北大街，久经沧桑，还保存得如此原汁原味，那“一线天”独特构筑，令人啧啧称奇。有“长街三里，店铺千家”之称的北大街，老式店招林立，大红灯笼高挂，成为江南古镇最热闹的古老街道，是江南其他古镇所望尘莫及的。

一寺，是报国寺，为上海玉佛寺下院，寺内缅甸白玉雕成的释迦牟尼玉佛、新加坡赠送的第一尊白玉观音及千年古银杏，称为报国寺“三宝”。

一庙，是城隍庙，已有200多年历史的城隍庙，青瓦黄墙，飞龙翘角，吉祥葫芦，花格落地长窗，呈现古意盎然、香烟袅绕、肃穆壮丽的景象。其中“斗拱戏台”、“木刻横梁”及“中堂画轴”(现已废)被称为城隍庙“三宝”，十分罕见。

一厅，是席氏厅堂，集江南豪门大富人家建筑之大成，特别“墙门砖雕”堪称一绝，其图案优美，雕花之精细，技法之高超，让人叹为观止。一馆，即是“王昶纪念馆”，展出清代乾隆十九年进士、刑部右侍郎，称为“吴中七子”的王昶的腊人腊像、诗字画、碑刻、织布机、老式床等近百件实物展品，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晶位极高。

二园，是课植园和珠溪园，一个古老，一个现代；一个庞大，一个精巧，相映成趣。课植园是一处庄园式园林建筑，占地96亩，园由马文卿建于1912年，乃寓“一边课读，一边耕植”以应园名，园内建有书城，又辟有稻香村，园中亭台楼阁，廊坊桥树，厅堂房轩，一应俱全，各种建筑及生活用房200余间，布局错落有致，疏密得体，构思精巧，在私人园林建筑中实为罕见。而珠溪园，则建于1956年，占地70余亩，小巧玲珑，景色优美，布置成春、秋、冬三园，各具特色，还辟有儿童乐园、餐厅、茶室、商店，为休息、进食、购物、游玩于一体的理想场所。

三湾，即：三阳湾、轿子湾、弥陀湾。人行街上，前后左右都是房，以为到了路尽头，直角拐弯，一街市面在眼前，令人产生别有洞天的奇妙感觉，这种在老街上出现奇特拐弯的景观，是其他古镇难得一见的，非朱家角不能见到。

二十六弄，实际是朱家角的古弄何止26条，每街每路都有弄，路通街，街通弄，弄通弄，形成网络式棋盘格局，朱家角的古弄幽巷又以多、古、奇、深，名闻遐迩，这在一般江南其他古镇上是不能相比的。穿弄走巷，如入迷魂阵，趣味无穷，寻古探幽，领略北方胡同式的情趣，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近年，“古弄旅游”越来越受到外地人和老外们的青睐，是一项颇有价值，有待进一步开发的处女地。

名镇朱家角迷人之处还有是世人皆知的“三多”，就是名人多，明清建筑多，河埠、缆石、茶馆多。

首先名人多，主要是朱家角环境幽静，气候宜人，是读书做学问的风水宝地，历来文儒荟萃，人才辈出，明清两代共出进士16人，举人40多人。其中知名度较高的有清代学者王昶、御医陈莲舫、小说家陆土谔、报业巨头席子佩、画僧语石等。

其次，深宅大院明清建筑多。历史上许多富贵人家和文人雅士在此建园造宅，全镇古宅建筑有四、五百处之多，风火墙、石库门、墙门人家随处可见。“三泖渔庄”、“王昶故居”、“福履绥祉”，还有席氏厅堂、陆氏世家、陈莲舫故居、仲家厅堂等数十处，还有无数沿街明清建筑，飞檐翘角，黛瓦粉墙，明清风格组成一幅明清水墨画卷。

三是河埠、缆石、茶馆多。朱家角是水的故乡，水多桥多，河埠多，紧挨在一起的缆船石，也不计其数，那造型各异的水桥，那千姿百态的缆船石，布满全镇的大河小巷，这些江南水镇特有的景观，细细欣赏观察，不觉令人兴趣盎然，耐人寻味，简直是历史、文物、建筑、风情、艺术等内容构成的综合体。有凸出石驳岸的“两面河滩”，有凹进石驳岸的“单面河滩”，更有“人从前门进，河滩从屋后出”的“隐身河埠”。而那些镶嵌在水巷石驳上的花岗石浮雕缆船石更是琳琅满目，趣味无穷，有的雕成牛角，有的凿成宝剑，有的刻成怪兽，面目狰狞，有的琢成如意，呈现吉祥、古朴的美，这些已有几百年历史的雕刻艺术将古镇点缀得更具风韵。古镇茶馆，大多集中在放生桥、北大街一带，不下十几爿之多，有豪华型新辟的“放生桥茶楼”，有年代久远古老的“俱乐部茶楼”，更有古色古香的“淼趣楼”，也有排门板门面、几张桌子几条长凳，简易廉价的农家茶馆，最有趣和令人欣喜的是“茶馆开到游船”上的“游船茶馆”，分为两层，舱内顶上，均可入座茶客，茶船上还备有电视、扑克、象棋、干湿点心，在茶船上品香茗、望廊桥、看水景、听流水，煞是优哉悠哉，不亦乐乎。

[编辑本段]简介

豫园（Yu Garden）位于上海老城厢东北部,北靠福佑路,东临安仁街,西南与老城隍庙、豫园商城相连。它是老城厢仅存的明代园林。园内楼阁参差,山石峥嵘,湖光潋滟,素有“奇秀甲江南”之誉。豫园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原系潘氏私园。豫园始建于一五五九年，距今已有四百余年历史。它原是明朝一座私人花园，占地三十余亩.园内有穗堂、大假山、铁狮子、快楼、得月楼、玉玲珑、积玉水廊、听涛阁、涵碧楼、内园静观大厅、古戏台等亭台楼阁以及假山、池塘等四十余处古代建筑，设计精巧、布局细腻，以清幽秀丽、玲珑剔透见长，具有小中见大的特点，体现明清两代南方园林建筑艺术的风格，是江南古典园林中的一颗明珠。

清末小刀会起义时,曾以园内点春堂为城北指挥部。豫园历经兴废,日趋荒圮。解放后,人民政府对豫园进行了大规模修葺,当年景观大半恢复。全园可分四大景区。豫园内还收藏上百件历代匾额、碑刻,大都为名家手笔。豫园1959年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2月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编辑本段]历史

豫园园主潘允端,是明刑部尚书潘恩之子。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潘允端以举人应礼部会考落第,萌动建园之念,在上海城厢内城隍庙西北隅(今安仁街东的梧桐路、马园弄一带)家宅世春堂西的大片菜畦上“稍稍聚石凿池,构亭艺竹”,动工造园。嘉靖四十一年,潘允端出仕外地,无暇顾及建园,其《豫园记》中说:“垂二十年,屡作屡止,未有成绩。”

万历五年(1577年),潘允端自四川布政司解职回乡,便集中精力再度经营扩修此园,“每岁耕获,尽为营治之资”,并聘请园艺名家张南阳担任设计和叠山。此后,园越辟越大,池也越凿越广。万历末年竣工,总面积称70余亩。全园布满亭台楼阁,曲径游廊相绕,奇峰异石兀立,池沼溪流与花树古木相掩映,规模恢宏,景色旖旎。

明代中、后叶正值江南文人造园兴盛时期,上海附近私家园林不下数千,而豫园“陆具岭涧洞壑之胜,水极岛滩梁渡之趣”,其景色、布局、规模足与苏州拙政园、太仓�山园媲美,公认为“东南名园冠”。

潘允端在《豫园记》中注明“匾曰‘豫园’,取愉悦老亲意也”。“豫”,有“安泰”、“平安”之意。足见潘允端建园目的是让父母在园中安度晚年。但因时日久拖,潘恩在园刚建成时便亡故,豫园实际成为潘允端自己退隐享乐之所。潘允端常在园中设宴演戏、请仙扶乩、相面算命、祝寿祭祖、写曲本、玩蟋蟀、放风筝、买卖古玩字画等,甚至打骂奴婢、用枷锁等惩罚僮仆。僧尼、相士、妓女、三教九流以及食客等频繁出入豫园。由于长期挥霍无度,加上造园耗资,以致家业衰落。潘允端在世时,已靠卖田地、古董维持。潘允端死后,园林日益荒芜。明末,潘氏豫园一度归通政司参议张肇林(潘允端孙婿)。清初,豫园几度易主,园址也被外姓分割。康熙初年,上海一些士绅将豫园几个厅堂改建为清和书院,堂中供奉松江知府张升衢长生禄位。书院尚未修竣,张升衢遭贬黜,随即停工。园中亭台倾圮参半,草满池塘,一些地方成了菜畦,秀丽景色已成一片荒凉。

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上海士绅为公共活动之需,购得城隍庙东部土地2亩余建造庙园,即灵苑,又称东园(今内园)。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一些豪绅富商集资购买庙堂北及西北大片豫园旧地,恢复当年园林风貌。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竣工,历时20余年。因已有“东园”,故谓西边修复的园林为“西园”。园基原称广袤70余亩,据同治七年(1868年)清丈,不足37亩。

修复后的西园、东园性质上已非私家花园,成了供城邑士人乡绅们集会雅玩的寺庙园林,但规模布局还依照潘氏豫园,保留了文人宅园明秀雅洁的风貌。原临荷花池的乐寿堂已颓圮,复建西园时,在原址上建起形制高大、华丽宽敞的三穗堂。

鸦片战争时,豫园遭破坏。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农历五月十一日,英军从北门长驱直入,驻扎豫园和城隍庙,司令部设在湖心亭。豫园“风光如洗,泉石无色”。咸丰五年(1855年)小刀会起义失败,清军驻扎豫园,香雪堂、点春堂、桂花厅、得月楼、花神阁、莲厅皆遭损毁。咸丰十年,太平军东征,清政府请洋枪队入城防守,豫园又作兵营,“西园石山,尽拆填池”,建造西式营房。

清嘉庆、道光年间,上海商业发展较快,一些商业行会在豫园设同业公所,作为同业间祀神、议事、宴会、游赏之处。同治七年西园划分给各同业公所,各自筹款修复。此后园内茶楼酒馆相继兴起,商贩丛集,荷花池西南一片空地上,一些江湖艺人,诸如相面测字、卖梨膏糖、拉洋片等在此设摊,逐渐成为固定庙市,后演变为商场。光绪元年(1875年),豫园内有豆米业、糖业、布业等21个工商行业设立公所,一些公所还设立学校,旧有古迹日趋湮没。民国时期,豫园已被一条东西小路(今豫园路)分割成南北两爿,古建筑破漏,面目全非,有些改建成民房,凝晖阁、清芬堂、濠乐舫、绿波廊分别成为菜馆、点心铺、茶楼。香雪堂于八一三淞沪战争被日军焚毁,除堂前玉玲珑假山石外,仅剩一片空地。所幸园中重要部分点春堂、三穗堂、大假山和一些亭台楼阁、古树名木,仍得以保存。

解放后,豫园得到妥善保护。1956年经市政府批准,拨出专款,由市文化局直接组织专门班子,聘请上海民用设计院和同济大学建筑专家以及能工巧匠,对豫园进行了全面修复,历时5年,投资上百万元,修复重建被毁坏的三穗堂、玉华堂、会景楼、九狮轩等古建筑,疏浚淤塞的池塘,栽植大量树木花草,并把豫园和内园连接起来融为一体。

修复后的豫园大门从原东面安仁街迁至园西南。除荷花池、湖心亭及九曲桥划为园外景点外,全园有大小景点48处,大体可分成东部、西部、中部以及内园等景区。豫园恢复了秀丽典雅的名园风貌。1961年9月,豫园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中外各方人士喜爱的游览参观娱乐场所。

豫园对外开放后,仍不断进行修缮。1956～1961年大修时,限于当时财力物力,玉玲珑景点虽恢复了玉华堂、会景楼等建筑,但园林仍显得较空旷失平衡,与整个豫园幽深曲折,小中见大的特色不太和谐,加之“文化大革命”期间明代环龙桥被拆除,周围的曲池被改建为防空洞,古园林格局遭损。1982年大假山前的湖石假山螺丝洞及万花楼前小假山花墙出现险情,经区政府批准,拆卸险墙二处按原样修复。同时,改变了与古园林风貌不协调的水泥路面,调整了花木布局,扩建了东园门等。共计完成大的和较大整修项目23项,零星小项目上百项。

1986年3月,区政府决定,投资600余万元,分三期工程整修豫园。聘请园林专家陈从周教授及其博士生蔡达峰,参照清乾隆时期的豫园布局和江南古典园林特点,进行设计、指导。第一、二期工程主要是整修豫园东部景区,包括玉玲珑、玉华堂、会景楼、九狮轩周围景点。这一区域历来受破坏严重,修复工程较大,拆除防空洞,重建青石环龙桥,扩大水面,修建积玉假山、浣云假山、玉玲珑照壁和百米积玉廊。一、二期工程于1987年竣工。第三期工程修复内园古戏台。内园古戏台因周围居民居住,长期重门深锁,无法对外开放。区政府在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支持下,动迁13户居民、2家企业,1987年底至1988年8月期间动工修缮古戏台,并新建两侧双层清式看廊。重放光彩的古戏台,建筑宏敞,藻饰精美,画栋雕梁,使豫园增添了一个环境典雅、古趣盎然的新景点。陈从周题名为“曲苑”。

1989年发现三穗堂、仰山堂部分梁柱被白蚁蛀空,区政府决定立即抢修,花费50万元,当年调换了被蛀空的梁柱。1993年,外观采用仿明清建筑形式、内部具有现代文物保护设施的文物楼动工兴建,加强园内文物的保护工作。

今豫园占地30多亩,初始规模大半恢复,园内亭台楼阁、假山水榭、古树名花,布局有致,疏密得当,胜似当年。豫园修复后正式对外开放,30多年来,以其秀丽景色和众多文物,吸引着无数中外游人。60年代初,陈云、陆定一、郭沫若、谢觉哉等国家领导人相继来园游览,有的留下墨宝,成为珍贵文物。80年代来园参观的外国领导人日益增多。1986年10月15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江泽民、吴学谦等陪同下,先在湖心亭品茗听曲,后沿九曲桥步入豫园游览。10余年来,豫园先后接待来自世界各地数十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

一般婚俗

(一)提亲

在民间，子女到了适婚之龄，做父母的就得着手托媒牵线搭桥，为他们提亲择偶。婚龄因时代而异。

在中国古代，西周以前和西周时期，以男30岁，女20岁作为合适的结婚年龄，唐朝以后，法定婚龄降低许多，据文献记载，唐贞观年间诏令：男20岁，女15岁；唐开元令：男15岁，女13岁；宋天圣令：男15岁，女13岁；宋嘉定年间诏令：男16岁，女14岁，；明洪武年间诏令：男16岁，女14岁；大清通礼规定：男16岁，女14岁。福建民间婚龄基本在官府规定范围内，出入不大。清代，福州一带，男17岁、女15岁以上便可婚配。福建也有少数地区早婚现象严重，情形特殊。以惠安最为典型。在惠安东部一些乡村，孩子于襁褓之中就要订亲，十二三岁即完婚成家。若女孩子到了3岁仍未“有主”，父母亲便会忧心忡忡，唯恐女儿找不到男人。此等陋俗，弊窦丛生，为害非浅。

自民国以来，法定婚龄有所提高。《中华民国民法》规定为男18岁、女16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婚姻法规定婚龄为男20、女18岁以上；1980年又改为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与此相适应，民间婚龄也增大一些。但是，城镇与农村略有差异，一般农村偏低，城镇偏高。农村习尚早婚，城市则普遍晚婚。在城市里，男30、女25岁左右结婚比较多见。农村往往男20、女18岁左右就开始提亲，一到规定年龄，立即结婚；有的还虚报年龄，或未领取结婚证，就提前结婚。惠东一带早婚劣习仍然存在。

旧时，男女授受不亲，婚姻大事身不由己，“男不亲求，女不亲许”，悉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媒人成为缔结婚姻所不可缺少的中介。据史志记载，在厦门，男婚女嫁“先由媒妁介绍”，(民国《厦门市志》卷20《礼俗志》)在政和，“凡男女缔姻，先听媒妁说合”，(清·道光《政和县志》卷1《风俗》)在崇安，“清以前均凭媒妁之言，互通庚帖”，(民国《崇安县新志》卷6《礼俗》)才算正统和合法。这种现象是普遍的。自由恋爱被视为大逆不道，“父母国人皆贱之”。故有俗谚：“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亲”。

旧时媒人有官媒、私媒两种，以私媒为多见。官媒是由地方政府设置的。私媒则有职业为媒与临时作媒之分。专职者依此为生，她(他)们消息灵通，经验丰富，常主动上门找当事者说亲；非职业者乃临时为亲朋好友所托而奔走说亲。媒人几乎全由上了年纪的女性充当，所以民间俗称“媒婆”。媒婆大多能说会道，善于左右逢源。一些原本并不相配的婚事，经媒婆摇唇鼓舌、瞒天过海，居然得以说合成功。如果哪一方得罪了媒婆，她们从中作梗，三言二语，也可能把一桩好姻缘给搅散。于是求媒说亲者都不敢怠慢媒人，对媒人的招待都很周到和丰厚。每当媒人光临，无论男女双方，都要按例煮点心款待，甚至置酒犒劳。泉州有句俗语：“要成不成，媒人饭先走。”惠安人则说：“吃成吃成，无吃不成”，“新娘过门算圆满，媒人点心三十六碗”。婚成之日，无论何等媒人，男女双方都要给予一定谢礼，一般男方所馈较多。非职业性媒人，与两家皆系熟人，各自心中有数，花工省，口舌少，不甚计较酬谢。送给媒人谢礼一般是猪脚、线面、糖果、糕饼以及小红包等，俗称“媒人礼”。日后分娩生产时，再给媒人送上一份“抱生饭”。职业媒人的谢礼除上述诸色之外，还得付给媒人钱，其数额未有定规，多依聘金数抽成，由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不等，泰宁一些地方甚至高达百分之十；也有面议“花红”的。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专制时代婚姻包办的产物。1949年后，大力提倡移风易俗，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社会生活内容的丰富，人际交往广泛，男女青年结识机会增加，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蔚然成风。然而，由于封建残余的影响，传统观念的流长，婚姻自主尚未完全实现，旧俗遗风在某种程度上仍继续存在。许多以自由恋爱结下情愫的青年男女，最后都得征求父母的意见。双方父母都赞同、支持固然皆大欢喜，但只要有一方家长表示异议，事情就比较棘手。遇此难题者，经抗争、通融，有的终成眷属；但因此半途而废的也不少，特别在农村更为常见。有的男方父母在了解儿子的恋情并感觉满意后，便会托人出面到女方家中投石问路，洽谈联络、议定婚事。在旧式媒婆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介绍人、婚姻介绍所、征婚启事之类的新型“媒人”纷纷出现，颇为活跃。城镇多数青年男女是借助这些渠道而寻得配偶。当然，这些新型“媒人”都只是为男女相识和交往牵线搭桥，提供方便手段。如介绍人，或者是出于对亲朋知交中大龄未婚者的关怀而为之奔走引荐，或者是热心地为同事、友人中的比较般配者创造机会和条件，进行撮合，或者只是因为与男女双方及其家长皆有交情而充当信使的角色。

说媒过程，通常先由男家请媒人到自认为中意的女家攀亲，女方家长若无异议，便会应媒人所求，开具女儿出生的年月日时，俗称“开庚帖”，或称“开生庚”、“开生月”、“出婚头”、“起帖”等。“庚帖”用长方形红纸竖写而成，字数得为偶数，忌单数，上边的出生日期时辰或以生辰八字代之，或直接载以年、月、日、时，其纪年和计时皆以阴历和十二时辰为限。例如，公元1958年戊戌年(肖狗)6月15日9时出生的女子，就写成：“坤造戊戌己未已酉戊辰瑞生”，或者“坤造戊戌年六月十五日辰时瑞生”(男式庚帖在文字上略有改动，将“坤造”改为“乾造”，“瑞生”改为“健生”。)。直接写上年、月、日、时的庚帖，字数可能成单，若出现这种情况，便省去“瑞”字或“健”字，以使字数成双。例如：公元1961年辛丑年(肖牛)12月15日23时出生的女子，就写成：“坤造辛丑年十二月十五日子时生”。

在福建民间，提亲议婚时还要考虑到下面一些因素。

男女之间的年龄差距无严格标准，一般情形男比女大二三岁，最忌大六岁，俗信六岁属“正冲”，不宜结合。也不宜相差十岁以上，“年老不娶少妻”，否则会招致舆论谴责或人言非议。在平和，俗传男女双方年龄相加为五十岁者不宜结亲，因“五十”乃“一百”之半，合而为半，恐难百年偕老，非吉兆也。

说媒的基本条件除了年岁相当之外，还讲究门当户对、财产相若，两家的社会地位和财富不能相去太远，尤其对男家的门第、财产要求比较高。福建旧时尽管“有少年颖异善读书者，家虽贫穷，富贵之人亦乐择为婿”(民国《闽清县志》卷5《礼俗》、民国《沙县志》卷8《礼俗志》)，但这毕竟是少数现象。辛亥革命后，男女匹配重门第之风逐渐转变。1949年以后，这种变革更加显著。不过，迄今为止，婚配要“门当户对”的旧观念仍有一定市场，某些家长对于子女择偶不符合“门当户对”条件的，仍会横加干涉和阻拦。

“婚姻者合二姓之好”，议亲之际对同姓联姻也有所禁忌。德化旧时禁止同姓结婚，即使有少数同姓结婚者亦不准载入族谱。但总的看，福建人对同姓联姻的禁忌并不苛严。宁化县石碧村群众反而看重同姓通婚。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反映，石碧村张姓人家，夫妻同姓的占96%；同时，他们也明确反对近亲结婚。

福建部分地区还有某些特别的异姓婚姻禁忌。在泰宁，卢姓与谢姓、张姓与李姓被认为不宜联姻结亲。因为“卢”与“炉”同音，“谢”泰宁土语作“熄灭”之意，俗信如果“卢”、“谢”结合，将似炉火熄灭，不能兴旺发达，故忌讳联亲。“张”和“李”也有类似之意，俗语“有张没李”，是说用具不全，办事困难，有这没那的，土俗引伸为象征有姓张的就没有姓李的，联姻有一方失利，会断子绝孙，故不可通婚。

(二)合婚

女方庚帖由媒人带回男家，进行“合婚”，这相当于“六礼”的“问名”。合婚包括“问神祖”和“合八字”两个部分。具体程序各地不尽相同。一般是男家先将女方庚帖压在家中供奉菩萨或祖先的香炉下，有的则置于灶王爷的牌位前，须存放三日或更长一些时间，以聆听神祖示意。在这一段日子里，若合家诸事顺利，六畜平安，甚至连一块碗、一双筷子都无破损，即为不冲不破之吉兆，算是神祖认可，婚事就能继续。否则要立即退还庚帖，婚事告吹。闽南一些地方俗称这道手续为“压圆”或“三日圆”。在漳平，男家除了将女方庚帖(当地称“婚头”)压在神龛前的香炉下之外，还得盛半碗新汲的井水置于“婚头”之上。三天后家里如未发生任何不吉利或不如意之事，且碗中水也保持清净，便认为兆示吉祥，姑娘贞洁无瑕，成婚有望。反之则婚事中止。在建阳，把男女二人的生辰八字各用一张黄纸书写，压于香炉下，上面各点燃一支香或一支蜡烛。若两支香或蜡烛点完的速度基本相同，就意味着双方般配；若点完的速度相差太大或有一支中途熄灭，则这两人结合将不会和谐美满，婚事便不成功。在崇安，庚帖要放置祖先香位前7天，点燃香烛，不让停熄。如果烛尽香残或杯盘破损，出生年月上又有些抵触，这起婚事就要告吹。

通过“问神祖”程序后，便要请算命先生对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进行“合算”，看是否相合，有无相冲。八字相合则算男女般配，婚姻初现眉目，如相冲相克，则该门亲事只好作罢。八字相合与否，主要根据五行和生肖。在福建，生肖禁忌流行甚广。普遍忌讳女方属虎，又因老虎总是夜间出山觅食，所以对于夜间出生的属虎女子，忌之尤甚。此外，象“白马畏青牛”、“猪猴不到头”、“两虎不同山”、“龙虎两相斗”、“女子属羊守空房”之类的禁忌在许多地方都有讲究。惠安县流传“杀鸡儆猴”、“蛇不同穴”、“马不同房”、“虎会咬猪”的说法。有些方家术士还将生肖与五行联系起来，编排成列：虎、兔属木，蛇、马属火，龙、羊、狗、牛属土，猴、鸡属金，猪、鼠属水。尔后再凭相生相克之道进行推算。

合婚之举是属迷信，但却事关婚姻的成败。因此，那些生肖“不佳”，或所谓年、月、日、时相冲，或八字带有凶煞的女子，往往要把岁数重新安排，虚报生肖属相，如属虎者，上半年出生的就改虎为牛，下半年出生的便虚报成兔；生辰年、月、日、时也得伪造，不祥的时日更改为良辰吉日。目的在于应付合婚，同时也为了能改变自己不好的“命运”。

在安溪一带，合婚时尚有“破月”之忌。男子蛇年出生破正月，鼠年破二月，牛年破三月，猴年破四月，兔年破五月，狗年破六月，猪年破七月，马年破八月，羊年破九月，虎年破十月，鸡年破十一月，龙年破十二月；女子猪、兔、羊年出生破正月，虎、马、狗年破三月，蛇、鸡、牛年破四月，猴、鼠、龙年破六月。俗信男子破月无关紧要，女子破月则危害巨大，娶破月女子为妻者将终生穷困潦倒、家境不顺。因此有关父母一般都虚报女子出生年月，若能瞒过男方，女子本身也浑然不知，那么成婚以后便无甚危害。

莆田、仙游、福清、长乐的一些地方，在媒人说亲的三天里，两家都平安无恙，便是符合神祖之意。随后，男女双方交换庚帖，合对八字。合婚礼仪多由男家进行。在华安、沙县以及三明的洋溪、碧湖等地，男家遣媒议婚时就将男方庚帖交给媒人带至女家，由女家来合婚。

现在，所谓“合婚”对大多数青年来说已很陌生。有些青年男女相恋之后，其父母会在暗中为他们合对八字，基本上是属心理安慰形式，对婚姻的成败一般不起制约作用。在少数乡村，旧式“合婚”做法依然存在。个别地区甚至出现因“合婚”不吉，拆散有情人而造成悲剧的。

(三)相亲

八字既合，接着便要相亲。相亲是在媒人介绍的基础上，男女双方通过会面走访，互相审视人品，察看家况，俗称“看新人”及“看厝”、“看人家”。

福建民间古时少有这一习俗，男女之间的彼此了解主要依靠媒妁之言。若男方欲对女方进一步探个究竟，往往采用“偷看”方式。偷看多由父母、尊长出面，或趁女子外出之机，悄悄跟踪窥视；或隐瞒真实身份，借口买猪、买牛等，前往女方家中暗暗观察，旁敲侧击。一般人都忌讳自己的女儿被对方看到，如果男方偷看被发觉，女方认为很失体面，婚事可能产生麻烦，甚至陷于破裂。

民国以后，相亲之风逐渐普及，但婚姻当事人基本上还无权自己作主，多由父母、尊长越俎代庖。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由男方父母或婶婶、姑姑等出面，择日走访女家。女方家长一般都会让女儿出来露露面，如倒茶、点烟，男方家人乘势打量女子的容貌、身材、体态、举止等。在泉州、连城等地，还有看女子手掌的习俗。相亲时的观手掌不象算命看相者那样考究、玄乎，通常只是根据女子手掌的软硬和皮肤的粗细来判断她是否有福气。手掌柔软、皮肤细嫩的就是好相，而骨骼突出、肌肉僵硬、皮肤粗糙的就是没有福气的恶相。福建民间还普遍忌讳女子“断掌”(亦称“横掌”，即掌上有一条粗深的纹路自左而右横贯正中，如将手掌从中横断)，认为这种女子“命硬”，注定要克死丈夫(男子断掌，则被视为当大官之命)。

另一种是男子本人由媒婆或尊长带着到女家相亲，在观察女方的同时，也接受女方的审视。但男女两人并没有长坐倾谈，女子只是稍微现身一下，就又躲入内室。在漳平，相亲俗称“看新娘”，一般是男子站在大坪(天井)内，闺女经过打扮后从左巷头(偏厅)行过大厅进入右巷头，仅此短暂一现而已。与此同时，女方的父母及其他亲属也在观看男子。在建宁，男方登门相亲时，女子先隐蔽窥视，若无异议，便出门倒茶，男子乘机瞥上一眼，若表示同意，就接过茶水。

无论何种形式的相亲，男方如果感到满意，都会有所表示。一般是送给女子一个小红包，俗称“见面礼”，或者连女方家庭其他成员也得搭上一份。在清流等地，男方家人还会留下来吃顿饭再走。在莆仙一带，相亲者若吃下对方煮的点心——鸡蛋、线面，即表示中意。在建阳，男青年临走前，姑娘会亲自泡一碗糖开水端给男青年喝，若男青年喝完这碗糖水，就算是表示满意；若喝下半碗，表示尚须请媒人中介磋商，留有进退周旋的余地；若只是象征性地沾一沾嘴唇，乃出于礼貌，表示不同意该门亲事。

在龙海，相亲时男方送“见面礼”的情形有所不同。男方来到女家，女家即让女儿出厅捧茶，同时也邀亲眷来相男方。男方需将预备好的见面礼——“红包”按亲疏大小一一奉上。一次相亲往往得花千把元的红包钱。相亲后，男女双方中有一方不满意，则可中止议婚。无论议婚成否，男方相亲的红包照样要付给。

男方上门相亲后，女方也会到男家走走。但女子本人不能去，而由尊长出面。主要是察看男方的家庭情况，如家庭成员、环境、房屋、摆设等，也得看看男子的相貌，男家要设宴款待来宾并赠予礼品。在莆田，女方有意于此门亲事的，才留下吃饭。

如今，在城市青年的婚姻礼仪中，旧式相亲已是罕见。自由恋爱者毋须相亲，尽管他们一般都会把恋爱对象带回家中让父母、家人审议，但最后主意基本上还是由自己拿。经介绍人等撮合的，其首次见面则含有一定的相亲意味。若第一次见面印象不错，便有了良好的开端，否则就很难再谈下去。

在农村，相亲习俗依然流行，但其形式和内容已发生较大变化。相亲不全是互访家门，有的是由媒人或介绍人另择地点会面；去相亲时不单由父母、亲戚、媒人等陪同，也有只邀好友知交为伴、甚至独自前往的；相亲过程中，当事人本身接触的时间比较长，彼此观察会相对详细一些，而且通过交谈，也能进一步了解对方的素质、修养。当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相亲的花费也有所增加。不过，在少数地区，相亲时你来我往、新旧杂揉，礼节更繁，耗资更大。在连城，过去男方给女方的“见面礼”一般为2块银元。现在，男青年到女家“看新人”，若同意的话，就得送给姑娘一个红包，约人民币120元。这只是“小看”。另外还有“大看”，主要由父母尊长出面。既为“大看”，红包份量自然加重，且名目增多。除了要给女子本人一个240元左右的大红包外，女家老少、至亲也都得兼顾。给女方父母的红包各为42元，叔伯、婶婶之类各12元，兄嫂弟妹也各12元，其子女各2.2元。这时，女家会招待男方吃点心(蛋、酒、面)。80年代以来，连女家点心的开销也得由男方出120元。男相女后，接着是“看人家”、“看女婿”，即女方家长前往男家察看。男子本人要先在大门口等候，女方家人到时，放炮仗迎接，并得接过女方母亲手中的雨伞，女方接着回送未来女婿一个红包，俗称“接伞礼”。“看人家”时，男方须设宴款待。

阮惠在年少时曾受到思想启蒙而萌起造反念头。他的父亲胡丕福，曾向儒者焦献学习。焦献原姓张，是儒者张文行的儿子。当时张文行被旧阮的权臣张福峦杀害，焦献逃亡到安泰邑，在此教习文武之术。焦献认为其子阮岳、阮惠具备天才，非常器重他们，便激励他们起兵反抗旧阮。

胡丕福死后，阮岳继承了西山寨主之职，后担任云屯巡卞吏（负责征收税务的低级官员）。当时广南阮主治下的领地官员贪污腐败严重，而且克重税，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导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阮岳将税收的银币洗劫一空分给穷人，因此受到通缉。阮岳在不得已之下携两位弟弟逃往西山邑，成为盗贼。 1771年（黎景兴三十二年），阮氏三兄弟在西山邑建立屯寨，招纳军士。西山军声称张福峦腐败，提出要推翻张福峦和阮福淳的统治，改立有贤能的皇孙阮福旸为阮主。西山军劫富济贫，深得当地百姓的支持。为了更加得到百姓支持，三兄弟将姓氏改为母亲的阮姓。西山三兄弟得到土豪阮桩、富商玄溪的支持，吸收了周围的小股农民起义军，又得到集亭、李才的起兵响应，势力越来越壮大。阮岳自称第一寨主，以阮桩为第二寨主，玄溪为第三寨主。

阮惠当时年仅19岁，但却健壮而有胆略，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因而在军中甚得众望。而根据阮朝年间的《伪西列传》记载，阮惠“声如巨钟，目闪闪若电光，狡黠善斗”，因此“人皆惮之”。联合郑氏

1774年（黎景兴三十五年），郑主郑森得悉南方旧阮大乱，命大将黄五福率水步三万大军，以征讨旧阮权奸张福峦为名，入侵旧阮领地。黄五福的军队势如破竹，攻陷旧阮都城富春（今顺化），阮主外逃广南府。与此同时，西山军亦正在从归仁府出发，欲攻取广南府。阮岳、李才、集亭率西山军在锦沙村（今岘港市和荣县）与郑军交战失利，郑军进占广南，而南方的旧阮君主阮福淳则逃到嘉定（今胡志明市及附近一带），以图重新站稳阵脚，收复失地。阮岳感到自己夹在旧阮和郑主中间，认为有必要暂缓军事压力，便向黄五福讲和，并要求成为征伐旧阮的前驱。

1775年（黎景兴三十六年），阮岳认为向旧阮施袭的机会已到，便向旧阮军将领宋福洽诈称议和，希望联阮击郑，又将女儿寿春献于旧阮的东宫阮福旸。乘宋福洽毫无戒心的时候，阮岳命阮惠进行突袭。阮惠不负所望，击败旧阮军队，占领了富安。经此一役，阮惠被郑主封为“西山校前锋将军”。

攻克嘉定

与此同时，郑主军队也大举南下，但旋即爆发瘟疫。黄五福便率军放弃广南，撤回富春。广南之地也被西山军所占领。这时，阮岳认为政权基础已足够稳固，便于1776年（黎景兴三十七年），先派弟弟阮侣率军攻击嘉定地区（今胡志明市及附近一带）。阮侣虽曾占领重镇嘉定城，但旋即被挺旧阮的杜清仁驱逐，最后亦失利而回。

1777年（黎景兴三十八年），阮岳再派阮侣、阮惠攻打嘉定的旧阮军。嘉定被攻占，阮福淳外逃龙川（今安江省），阮福旸逃至巴□（地属今永隆省），皆被阮惠追兵所擒，同众多宗室大臣一起被斩首。旧阮统治集团至此暂时灭亡，旧阮的宗室多遭到杀害，只有阮福淳的侄儿阮福映侥幸逃脱。阮惠、阮侣率军回到归仁以后，阮福映便纠集旧阮的势力起兵继续抗争。次年，阮岳在阇盘城（今越南中部的归仁）自称西山王，改元泰德，建立西山朝；阮惠受封为龙骧将军。

当阮惠领兵追捕旧阮君主时，河仙镇总兵鄚天赐亦随同护驾，并幸运地逃脱阮惠军的追捕，回到河仙。虽然西山阮军向鄚天赐招降，但鄚天赐却决意效忠旧阮，不肯投降。后来鄚天赐预料自己无法对抗西山军，便经富国岛逃入暹罗。西山军遂进驻河仙。西山朝虽然已把旧阮朝廷的主力歼灭，但阮福映仍然活跃，以图复国。阮惠、阮侣平定嘉定一带后，便一同返回归仁府，只留部下镇守。就在他们离去后，阮福映在龙川起兵，当地支持旧阮的东山军杜清仁起兵响应阮福映，并迅速占领嘉定。黎文匀、阮文弘、宋福匡、宋福梁等支持旧阮的人士也纷纷举兵响应。在杜清仁等人的支持下，嘉定城及其辖下的藩安镇、边和镇、定祥镇、永清镇及河仙镇一带都被旧阮收复，西山军多次南下讨伐，皆被击退。

再战嘉定

1780年（西山朝泰德三年），杜清仁被阮福映诛杀，东山军纷纷背叛，嘉定地区陷入混乱局面。

1782年（西山朝泰德五年），阮岳与阮惠率水步兵三千、战船若干一同南攻嘉定，在七岐江与阮福映军交战。这一战役中，阮福映得到法国人幔槐（Manuel）率西洋船助战。据阮朝编成的《嘉定城通志》的记载，阮惠在此处与阮福映军进行了一场水上激战，“贼兵（阮惠军）乘顺风水潮，饱帆直冲，我兵（阮福映军）不战自溃，独西洋艚幔槐拒战久之。伪惠合兵攻围烧其艚，幔槐死之”，对阮福映的水师给予重创。其后，阮福映退守富国岛，嘉定地区再度被西山朝平定。

其后，阮惠和阮岳又再返回归仁府，只留原东山军的降将杜闲蛰镇守。不久，朱文接在富安举兵，又迎回阮福映，重新抵抗西山朝。1783年（西山朝泰德六年），阮侣、阮惠再次领兵南下，在四岐江背水一战，大败阮福映军队，使之再度败走到富国岛。阮惠攻打富国岛，阮福映逃往昆仑岛。阮惠又攻打昆仑岛，但西山军遭遇风暴，阮福映得以冲破重围，逃回富国岛。

击败暹罗

阮福映再次战败后，仍不愿罢休，一面派法国传教士百多禄携东宫阮福景前往法国求助，另一方面遣朱文接到暹罗求援。1784年（西山朝泰德七年），暹罗国王拉玛一世派出大将昭法·恭銮·特帕里拉、丕耶·威切那隆率士兵二万、战船三百艘，入侵嘉定之地，又令真腊总督昭丕耶·阿拜布别率兵五千支援。暹罗军势如劈竹，连破沥架（今坚江省迪石市）、巴色（今朔庄省朔庄市）、茶温（今永隆省茶温区）、斌澈（今永隆省芒切县）、沙沥（今同塔省沙沥市社）等地。西山军守将张文多不敌，遣人向归仁求救。阮岳得悉后，便派阮惠领兵截击。

阮惠率军与暹罗军作战，经过数次败战之后曾有撤军并同暹罗议和的想法，但在旧阮降将黎春觉的劝说下放弃了议和的念头，决定采用诱敌深入的战略。1785年1月19日（西山朝泰德七年），西山军在美萩附近的沥涔和□蔑一带沿岸设立陷阱，同时派遣一小队西山军前去引诱驻守沙沥的暹罗军。暹罗军反击，这股西山军便沿水路败退到沥涔、□蔑地区。暹罗军追击，进入了西山军的伏击阵地。阮惠立即命令炮兵突然轰击暹罗军战船。乘暹罗军大乱之际，阮惠军的水陆部队再进行冲杀，于是大败暹罗军，并乘胜追击阮福映。阮福映弹尽粮绝，仅率亲信随从数人逃入暹罗。这场战役便是历史上的沥涔□蔑之战。经过此役，阮惠成功令暹罗人“心惮西山如虎”。阮惠攻灭旧阮及扫荡嘉定城一带后，便受阮岳之命，向北攻取郑氏所占的富春。其后，阮惠更擅自继续北伐，终于消灭了郑主。

攻取富春

北方郑主占领旧阮首都富春后，大将黄五福不久便死去。郑森派遣裴世达为顺化留守，后来又派陶郡公范吴俅前去接替其留守之职。范吴俅怯懦多疑，因此富春防守松懈。顺化副督视阮令宾曾经上书郑森揭发范吴俅的作为，要求郑森将范吴俅撤职。但郑森反而将阮令宾召回。随范吴俅一起驻守顺化的阮有整知郑主必败，遂投奔西山朝。

1786年（西山朝泰德九年）五月，泰德帝阮岳知顺化之地防备松懈，便派遣阮惠为节制、武文壬为左军都督、阮有整为右军都督，率水步大军进攻顺化。阮惠指使一位算命先生前去给范吴俅算命，声称范吴俅将会生病，建议建立祭坛并祈祷七天七夜。范吴俅听从了他的建议，命令士兵都来祭坛服役侍候。西山军趁机大举进兵，郑军大败。范吴俅在惊恐之下回到富春城据守，派遣副将黄廷体出战。阮惠写信劝黄廷体投降，并故意将信送到范吴俅处。范吴俅怀疑黄廷体有二心，不予接应，导致了黄廷体的阵亡。西山军旋即攻城，范吴俅大惧，开城投降。西山军迅速占领顺化之地。

北伐郑主

阮惠成功夺取富春后，乘胜攻占洞海（今广平省同海市），守将宁逊弃城而逃。阮惠派人修理洞海屯（又名长垒），准备仍守罗河（今争江）旧界。但阮有整提出了反对意见，建议继续北攻郑主。据《伪西列传》及《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记载，阮惠对这项建议亦甚感犹疑，便与阮有整进行争辩。阮有整提出，郑主“将惰兵骄，朝廷无复纪纲”，是阮惠乘胜北伐的好机会，并且“诚以扶黎灭郑为名，天下莫不响应”，整场北伐战争都将会因名正言顺而顺利进行。阮有整还骄傲地说“北河人才，惟整一人，整去便为空”。而阮惠最关心的，是自己只奉命攻打富春，不应矫诏继续进兵，阮有整却说“矫小而功大为有功，何矫之有？”阮惠最后都服从了阮有整的意见。

郑主方面，则视富春为旧阮领地，因此对于阮惠的攻占并不太关心，只派遣郑自权率领27奇的军队前去防守乂安。但阮惠军队向北方逐步深入，西山军经过乂安、清化一带时，乂安镇守裴世遂、清化镇守谢名垂皆不敢抗拒，望风而溃，阮惠得以到达渭潢江。渭潢江为于现今的南定，是进攻郑主政治中心升龙的跳板。郑自权行军缓慢，中途得知阮惠进驻渭潢江的消息，遂据守金洞一带。山南镇守杜世胤率军进驻东安县的扶沙社，郑军老将丁锡壤则驻守噜江。阮惠决定采取奇袭战。

两军交锋前，一天夜里，阮惠命以木像置于船上，然后击鼓摇旗，放船顺水漂流。丁锡壤见此情形，以为是阮惠军来袭，下令战船摆成一字形的阵势，用炮施射。射了很久，才知船上的是木像，但郑军已经弹药耗尽。阮惠乘机进攻，丁锡壤被迫弃船逃跑，郑自权、杜世胤也都溃败。阮惠因而攻取了渭潢江附近的山南城。

其后，阮惠一面进军，一面宣传自己是以“扶黎灭郑”为名。郑主还未调动兵力抗击，阮惠已率军接近郑主、后黎朝朝廷所在的升龙。郑主郑楷急召山西镇守黄冯基率军前来防御，但黄冯基在万春湖（在今河内市青池县万富社）又被阮惠军所击溃。郑楷亲自出阵，骑战象迎敌，但最终兵败，在逃亡中被擒，自杀而死。北方的郑主统治集团至此灭亡。阮惠以王礼葬之，并入城参谒黎显宗。

觐见黎皇

阮惠攻克帝都升龙后，便觐见黎显宗，获封为“元帅扶正翊运威国公”，娶黎显宗之幼女黎氏玉忻为妻。而阮岳亦得悉阮惠擅自北征郑主，派人前去顺化阻止。后来得知阮惠攻陷升龙，担心阮惠据升龙自立，便率部星夜北上，与黎皇、阮惠一同会面。此时黎显宗逝世，黎愍宗继位。昭统帝将阮岳迎入城中，住在郑主之府。数日后，阮岳请黎愍宗、阮惠一起来府中，承认黎愍宗对北河的统治权，阮惠、阮岳率军一同南返。 1787年（西山朝泰德十年），阮惠被阮岳封为“北平王”，居于富春；阮岳则自称中央皇帝，居于归仁府；阮侣为“东定王”，居于嘉定地区。但很快，阮惠、阮岳之间就爆发冲突，甚而兵戎相见。

根据《伪西列传》记载，阮岳在称帝之后“日肆淫暴”，滥杀功臣，杀死阮桩，胡作非为。而在征讨郑主的战争中，郑主府邸中的财宝全被阮惠占有，阮岳向阮惠索取，但遭拒绝。而阮惠希望得到广南之地，阮岳也拒绝了这个要求。阮岳甚至奸淫了阮惠的妻妾，这更引起了阮惠的愤怒。于是兄弟二人反目成仇，阮惠发布檄文，列举了阮岳的罪状，并首先发兵攻打阮岳，包围归仁城。阮岳急召邓文真率嘉定之兵前来支援，但邓文真被阮惠击败俘虏。阮惠在归仁城外建造土山，把大炮放在土山上轰击归仁城。阮惠军的炮弹大如斗，阮岳见势力不敌，命人拾炮弹哭于太庙之中，亲自登上城楼对阮惠说：“皮锅煮肉，[注 18]弟心何忍？”阮惠在这一刻亦深受感动，才撤兵解围。此后阮岳与阮惠达成和约，以板津为界，广义以南归阮岳，升华（今广南省升化县）、奠盘（今广南省奠盘县）以北归阮惠，双方各自为政。在阮惠、阮岳不和相攻的同时，北河政局也发生了变化。就在西山军撤离北河后不久，图谋恢复郑主统治的郑槰纠集残余势力进入升龙，乘机把持后黎朝的大权，黎愍宗急召阮有整入京勤王。阮有整回到家乡组织乡兵，驱逐了郑主。但阮有整居心叵测，专权弄事，其权势拟于郑主。阮有整知镇守乂安的阮文睿是阮岳的部将，对阮惠不满，因此派人前去招诱。1787年（西山朝泰德十年），阮有整又派陈功灿前去富春，希望将乂安之地归还后黎朝，这使阮惠非常愤怒。吴文楚建议杀之，中书令陈文纪则认为不应该公开杀死使者，但绝不能让后黎朝知道西山朝发生内乱之事。阮惠采纳陈文纪的建议，派武文月礼送他处境，途中将船凿沉，将陈功灿一行全部溺死。

旋即阮惠派遣武文壬北伐，击败并擒杀阮有整。黎愍宗亦出逃到保禄山。武文壬寻昭统帝不获，立崇让公黎维(礻堇)为监国，管理事务。黎维(礻堇)身边只有数名文臣武将侍奉，每当议事的时候，反要去武文壬的军营里。

最初，阮惠虽然派武文壬北伐，但事实上非常猜忌武文壬。阮惠令心腹吴文楚、潘文璘为参赞军务，实际上是监视武文壬的举动。此时吴文楚将武文壬的所作所为报告给了阮惠，并声称武文壬谋反。阮惠率军秘密驰往升龙，并趁夜色时分进入升龙，将睡梦中的武文壬杀死。阮惠仍以黎维(礻堇)为监国，任命大司马吴文楚管理北河事务，留内侯潘文璘、都督阮文雪辅佐，以学士吴时任为谋士。又任命亲信阮文用为掌府、陈顺言为户部尚书，大宴群臣，率军回到富春。登基称帝

1788年（西山朝光中元年），以黎愍宗为首的黎氏遗族，向中国清朝要求出兵援助。乾隆帝便派孙士毅率兵进入安南，声称这次出兵的目的是“兴灭继绝，灭阮扶黎，原非利其土地”，率军南下，进攻安南。西山军的将领潘启德投降，阮文艳则逃往京北（今北宁省），与京北留守阮文和并力守城。清军很顺利地进军至升龙附近，吴文楚以黎维(礻堇)的名义，派阮衙等人前往孙士毅军营中求和，请求清军退兵。但行至京北遭到清军的阻拦。吴文楚接受了吴时任的建议，率军撤离升龙，来到三叠山（位于宁平省和清化省交界处）据守。西山朝的水道统领邓文真则率水军浮海守汴山（位于清化省），与吴文楚相呼应。吴文楚派遣阮文雪前往富春告急。

阮惠闻讯后，决定出兵北上抗清，部下们纷纷建议他登基以正位号。同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阮惠在御屏山登基称帝，改年号为“光中”。阮惠称帝的目的，是要在出兵抗清前，首先维系人心。阮惠率军来到自己的祖籍地乂安，积极备战，选出士兵十万，战象百余后，便进行休整，以准备迎敌。

抗击清军

清军进入升龙后，拥立黎愍宗复位，并在附近的河洄及玉洄两地驻扎重兵。阮惠派人前往升龙，向清朝卑辞谢罪。孙士毅上当，不以为备。阮惠则宣布西山军提早过春节，并与西山军将士相约在升龙度过开春日（正月初七）。西山军士气高昂，行军极为迅速。

阮惠出兵步步进迫后，到达涧水（今宁平省与河南省交界）时，击溃后黎朝山南镇守黄冯义率领的一支军队。由于清军斥候全部被擒，清军对于阮惠进兵的军情懵然不知。1789年（西山朝光中二年）正月初三，阮惠军秘密包围河洄军营，迫降该营清军。初五，阮惠军进军玉洄军营，遭到清军炮火迎击。阮惠命令军士用木板三块紧拼在一起，外面裹以湿稻杆，然后由每二十人一组的敢死部队各扛一块，每人腰插尖刀，并有二十人手持武器紧随其后，阮惠自己则骑乘战象督师。这场战役，清人王之春在其所撰的《清朝柔远记》里亦记述：“（阮惠军）皆以象载大炮，官军（清军）仓卒御敌，众寡不敌，遂溃。”阮惠军最终都冲陷玉洄军营，击溃清军。孙士毅正在升龙大宴诸将，欢度春节，得悉战败后，仓皇逃走，其随身的印信全被西山军缴获。许世亨、张朝龙等断后，尽皆阵亡。阮惠入据升龙，黎愍宗则流亡中国。

接受清帝册封

阮惠虽然获得大胜，但对清朝的顾虑亦加深；而另一方面，西山朝与暹罗关系恶劣，阮惠担心西山朝受到清朝、暹罗这两大强邻的腹背夹击，因此阮惠有意讲和。而在清朝方面，乾隆帝接到孙士毅的败讯后，便征孙士毅回京定罪，派福康安代替其职位。福康安听闻安南军队气势强大，在广西按兵不动，欲停止干戈。福康安指使左江兵备道汤雄业派人给阮惠送信，声称“黎维祈弃国而逃，天朝断不复以安南畀之”，暗示阮惠可以向清朝求和。阮惠于是派遣嘑虎侯出使清朝求和，声称西山朝完全没有与清朝作对的意思，把战争责任全部推在孙士毅的身上；又收留清军的俘虏，将其遣送归国。同时阮惠贿赂福康安，要求他协助自己向清帝议和。

阮惠又改名阮光平，派遗侄子阮光显、陪臣武辉瑨等人出使清朝，进献方物，上表求封。在谒见乾隆帝时，阮光显声称阮惠将亲来京师觐见。乾隆帝大喜，当即册封阮惠为安南国王。而对于失去政权的黎愍宗，乾隆帝认为上天已经把他抛弃，因此不再给予他支持，下令将他与后黎朝遗臣一起迁到京师居住。

在福康安一再催促，阮惠只得要求让儿子阮光垂代替自己前去觐见，但不被允许。无奈之下，阮惠只得选出与自己相貌相似的人冒充自己，并以吴文楚、邓文真、潘辉益、武辉瑨、武名标、阮进禄、杜文功为陪臣，还向清朝进献雄象两匹。两广总督福康安、广西巡抚孙永清陪他们抵达京师。乾隆帝对此信以为真，在热河行宫相见，行抱膝礼，并赐宴与诸亲王同席。临行前，乾隆帝又命画师绘画其像以赠之，表示对他的厚待之情。

在接受清朝册封之后，阮惠完全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册立黎氏玉忻为北宫皇后，嫡长子阮光缵为皇太子。

计划侵略清朝

据《伪西列传》的记载，阮惠曾有意入侵清朝，特别是对两广存有领土野心的。阮惠向两广总督福康安递交外交文书，要求“申明故疆”。福康安认为两国疆界早已确立，因此拒绝了阮惠的要求。阮惠因此甚为不平，积极备战，准备使用武力手段侵略两广之地。

阮惠对活跃于广西、四川一带的天地会、白莲教等反清复明组织加以资助，甚至任命这些组织的首领为将领。对于华南海盗的主要首领，如陈添保、梁贵兴、谭阿招等，阮惠也都封以官职。阮惠也为他们提供官方的战船，这些战船比海盗船只更为高大而耐用。在西山朝支持下，华南海盗从小股势力一跃而成为有组织的数千人海盗集团，他们以越南为中心骚扰中国沿海一带，有时候甚至围攻炮台、杀死官军。由于清廷将防备重心放在了镇压和防备内陆的反清起义上，沿海守军薄弱，官军不能制。清朝边境的地方官员明知这些人的后台是西山朝，但畏于西山朝的强大，不敢对此加以诘责。

1792年（西山朝光中五年），阮惠派遣阮招远出使清朝，向清朝求请和亲，并要求清朝以两广之地为礼物割让给西山朝；另一方面，纠集了国中精锐的大象兵团，计划渡海入侵广州。就当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阮惠突然身患顽疾，被迫打消了侵清念头。阮招远一行未至京师就被召回安南，而其求婚请地的之事也被两广的地方官员隐瞒，因此清廷对此事一无所知。 1787年（西山朝泰德十年），阮福映同法国签订《越法凡尔赛条约》，正式跟法国结盟，共抗西山。虽然法国没有派兵支援，但法国传教士百多禄利用自己的关系，招募了大量法国士兵，购买了法国先进战船和武器。1792年（西山朝光中五年）8月27日，阮惠发出檄文，宣布要歼灭阮福映。

不料，同年9月16日，阮惠去世，寿40岁。年方10岁的太子阮光缵即位，给阮惠上庙号太祖、谥号武皇帝，葬于香江之南，称丹阳陵。乾隆帝得知后，赐谥忠纯，亲自为阮惠撰写墓志铭和祭文，并派广西按察使成林出使安南吊唁。

关于阮惠的死因，《伪西列传》认为阮惠曾大肆发掘广南阮主的祖坟，因而此时遭到阮主灵魂的报复；而现代越南学者则认为阮惠是突然中风。

阮惠死后，西山朝旋即陷入内讧之中，势力大大削弱。1802年（阮朝嘉隆元年），阮光缵最终被阮福映所灭，西山朝至此告终。阮光缵及宗室、臣下都被押解到顺化处死，阮惠也遭到阮福映“发冢戮尸”的侮辱。阮惠和阮岳尸首被捣碎，和裴氏雁（阮惠妻）、阮光缵的头额，被永禁监狱室。阮福映对此行为声称“朕为九世而复仇”。